自2016年秋季以来，印度GDP增长率每个季度都在放慢，现已放慢至5.6%。问题不仅仅出在废钞令身上：不良贷款堆积如山，以致国有银行不愿意发放贷款。银行贷款增长近来已经触及数十年来的低位，使得印度难以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1]。莫迪选择这个时候挑起边境争端、把自己打扮成“民族英雄”，意在维持民意支持率、巩固执政基础。

　　从近期来看，中国一定不能让莫迪从边境冲突中获益。因为莫迪一旦尝到了甜头，就很可能故伎重演、变本加厉，继续伤害中国利益，而且后面还可能冒出一堆得意忘形的效法者。因此，让莫迪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吃点苦头以示惩戒，打消其转移国内视线、利用民族主义情绪的想法，是中国最起码应该做到的事情。

　　从长远来看，光给莫迪尝点苦头是不够的，中国很有必要制订对付印度的长远战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至于长远战略应该是什么，舆论场上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应该在军事上狠狠打击印度，最好能够打断印度现代化的进程。也有人认为，印度的崛起不可避免，给印度搞动作不如光明正大地合作。中国只能选择和印度构建友好关系。然而从可操作性来说，上述“鹰派”和“鸽派”的观点都不靠谱。

　　“鹰派”观点的问题在于，其手段无法达成目的，二者并不统一。中国近现代史上曾两次被战争打断现代化进程，分别是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史为鉴，想明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怎样被打断的，也就知道为什么不可能通过战争打断印度的现代化进程。

　　甲午战争的主要影响并不在于日本歼灭多少清军，摧毁中国多少基础设施，而在于迫使中国割地赔款。《马关条约》除去割让台湾外，还要求清廷赔款2亿两，另有赎辽费3000万两，威海卫日军驻守费150万两，本息合计约4亿两白银，10倍于当时清政府财政收入。如此沉重的财政负担自然导致了毁灭性的结果。然而，按照二战之后确立的现代国际法，索取战争赔款是完全不被国际社会允许和承认的。也就是说，中国虽然有可能通过武力收回被印度占据的领土，但绝无可能迫使印度支付足以影响国力的巨额赔款。

　　旅顺大屠杀

　　抗日战争则波及了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稍有工业基础的地区：整个东北地区被日本占领，成为日本攫取战争资源的重地；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等相对富庶的地区悉数被日本占领，国民政府只能控制相对落后、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西部地区，所以八年抗战对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直到抗美援朝结束以后，新中国的工业产值才超过了1936年的水平。那么问题来了，印度现在的工业化水平远高于抗战前夕的中国，要给印度造成多大的创伤才能打断印度的现代化进程？恐怕得彻底摧毁印度的孟买、班加罗尔等几个主要工业区，捎带着干掉几千万工人和技术人才，方能达到这个目的——这得靠核战争的烈度才能做到吧？而印度现在也是有核国家，这种仗是打不起来的

　　所以，即使洞朗入侵事件引起一场新的中印边境之战，它极有可能像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一样，是一场双方都有克制的局部战争。最好的结果，无非是中国收回被印度占领数十年的领土，但是靠这场边境战争绝无可能打断印度的现代化进程。

　　王师南定藏南日，家祭无忘加鸡腿。

　　“鸽派”观点则纯属一厢情愿，逻辑上就不能自洽。现在印度还不是世界性大国，只能算地区性大国。1962年的印度连国民温饱都没能解决，就主动使用武力进犯中国，胆量比朝鲜战场的“联合国军”还大。现在的印度，凭着2016年GDP只有中国1/5的国力，就敢主动在洞朗地区挑起争端。倘若印度真的实现全面崛起、国力与中国达到相近水平，那时的印度难道会突然转变立场、对中国讲“温良恭俭让”？如果那时更加强大的印度继续用武力挑衅中国，又当如何？“鸽派”根本无法为此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对别国领导层的幻想制订对外政策，那不是呓语又是什么？“鸽派”观点与二战之前英法两国对纳粹德国的绥靖主义如出一辙。还是列宁看得真切：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倘若印度真靠资本主义制度发家了，一准儿蜕变为帝国主义国家，只会让中国家门口的闹心事越来越多。

　　你不打，他就不倒。

　　“鹰派”和“鸽派”的观点皆不可取，那么中国应该做些什么呢？近期肯定要在边境上有所做为，不排除武力解决边境冲突的可能性。就长远来说，中国很有必要高度提防印度，并且设法遏制印度崛起为世界性大国。如前文所述，通过军事手段不可能从外部打垮印度这种体量的大国。遏制印度的膨胀，要本着“外因通过内因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思想，通过外部手段激化印度国内矛盾，以此达到拖垮乃至瓦解印度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印度的真正较量其实在经济与国家治理方面，正所谓“决胜于朝堂”。

　　印度的软肋是什么？是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其实是阶级矛盾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外在表现形式。有效遏制印度膨胀的途径，正在于通过经济层面的外部手段激化印度的阶级矛盾，利用印度统治阶级的短视和社会治理的短板，使印度陷入长期内耗、无法形成对外扩张的合力。

　　你也配姓婆罗门？

　　我们很有必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抛开西方媒体对印度总理莫迪的吹捧：莫迪不是邓小平，印度近年来的社会发展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具备可比性。邓小平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格局，这一时期的国家政策使全国人民普遍受益，只是受益程度略有差别。印度执政集团显然做不到这点，因为他们无法有效控制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莫迪并不是第一位出身于人民党的印度总理，人民党的瓦杰帕伊于1998年-2004年担任总理，任期内印度的GDP由1.029亿美元增长到1.955亿美元[2]。任期内年均10%以上的经济增长率看起来是不错的成绩单，为什么瓦杰帕伊却因为2004年的选举下台了呢？因为印度的经济发展只造福了城市部分人口，少数富人、白领和中等收入阶层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而在广大农村以及欠发达地区，数以亿计的印度人仍在为突破1美元/天的国际贫困线标而苦恼。国大党则重点攻击人民党联合政府在农业、失业和反腐败三大议题上的严重失误，通过主张大幅消除贫困、增加就业，牢固确定了自己“面向穷人”的形象，从而在2004年的选举中击败了人民党[3]。

　　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曾访问中国。

　　至于莫迪能比瓦杰帕伊强到哪里去，恐怕很难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并不稳定，却拦不住莫迪的好大喜功。印度采取联邦制，中央政府的控制力远不足以与中国政府相比，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基层的秩序和分配制度。瑞士信贷银行最新报告显示，1%最富的人拥有印度全国财富的一半以上，5%最富的印度人拥有全国财富的68.6%，10%最富的人拥有全国财富的76.3%，全国一半以上的穷人仅拥有全国财富的4.1%[4]。

　　不仅个体之间贫富差距悬殊，印度各邦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加大：2014年，3个最富的邦的人均国内生产净值比3个最穷的邦人均国内生产净值高出3倍，其中最富的喀拉拉邦比最落后的比哈尔邦高出4倍[4]。由此可见，印度经济增长并不能使所有群体普遍获益，未获益甚至利益受损的群体大有人在——印度东部为何存在大量毛派武装，印度东北部为何存在有分离倾向的少数民族武装，就很容易解释了。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既然印度统治阶级的短视和社会治理的短板已经曝露无遗，中国应该做些什么也就很清楚了：封堵印度产业升级的空间，全面压制印度的出口贸易，使印度的经济增长后继乏力。一旦印度经济增长出现停滞，国内各阶级、各地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严重问题就会被迅速放大。打个形象的比方：现在印度有一锅肉汤，既得利益群体吃完了肉，剩下的汤勉强够穷人充饥；倘若汤锅不增大，既得利益群体照旧吃相难看，在后面排队的穷人却不断增加（2016年印度人口增长率仍有1.2%），必然有人连汤都喝不到。此时很有可能出现下列情景：

　　1、阶级矛盾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进一步发展势力提供土壤。印共（毛）已比较重视城市工作，届时农村的土地革命和城市的无产阶级斗争联合起来，会是一番新格局。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

　　2、欠发达地区认为上级政府不作为是贫困之源，会进而以民族或宗教为旗号，要求更多的自治权乃至寻求独立。中印洞朗对峙期间，印度靠近锡金邦的大吉岭地区发生骚乱，背后就存在这样的因素。这样的事情，将来越多越好。

　　3、人民党的民粹主义路线失效，民众对传统政党陷入失望，各邦地方政党纷纷前来瓜分选票。在票决制民主制度下，印度政局进入比较不稳定的时期。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并且难以制定长期政策。

　　2015年印度的出口结构，矿产、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和纺织品、化学品、原料药等低端工业品佔据了出口结构的主要部分。数据来源：哈佛大学 http://atlas.cid.harvard.edu

　　为了促进上述情况早日出现，中国应该立即着手准备以下这些事情：

　　2、制订出口禁令，严禁中国企业向印度出口关键技术（如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关键设备（如高端数控机床）。

　　3、严禁央企参与印度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绝不能给印度这个体量的大国强健筋骨、不停输血。

　　4、鼓励中国企业利用成本优势对印度倾销消费品（终端消费产品，不可用于再生产）。可以考虑通过培养买办和贿赂印度地方官员的方式，为中国企业占领市场打开方便之门。这样一来可以压缩印度企业的利润，进而减少其用于产业升级的投资；二来可以加速印度统治阶级的腐化。

　　Are you ok, Indian Mifan, do you like me?

　　5、重点打击印度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的经济腾飞，一开始都是依靠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所以，中国要根据历史经验，防止印度通过相同的途径获利和崛起。

　　2015年中国的出口结构，光是机电产品就占了43%，出口结构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哈佛大学 http://atlas.cid.harvard.edu

　　第5点涉及产业经济的深刻问题，应该深入讲一讲。印度的出口结构比较脆弱，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应当重点封堵印度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实现这一点的有效手段，就是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大力推进人工智能的研究，适时推广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成熟将取代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富士康现在大量使用机器人组装手机就是典型案例，服装、玩具、家具、塑胶制品制造等产业也很快有望由人工智能接管。越南可能是最后一批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获益的国家，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当然，人工智能的快速推广也会消灭中国国内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因此，中国应当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安排产业升级之后的劳动力转移，一方面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增加高端岗位的人才供给；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家政、养老、医疗等离不开人的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

　　中国还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积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特别是国民收入的初级分配，保证广大劳动人民普遍从经济发展中公平获益。待到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会远远超过今天的水平，在初级分配合理、转移支付机制成熟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将逐渐接近发达国家。

　　中国科技水平甩印度几条街，只要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于印度取得成功、并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较好地解决了分配问题，就算做到了“决胜于朝堂”，接下来等待印度的只有噩梦：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产品上碾压印度，并且垄断了印度的国内市场（华为、Vivo等企业在印度的手机市场开了个好头）；中国人工智能生产的产品凭借成本优势封堵了印度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那么印度能出口的就只剩矿产、农产品等典型的初级产品了。

华为在印度扩展市场。

　　尽管低于25岁的印度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但只有7%的印度青年人能获得大学文凭[4]，而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40%。由于社会制度的落后和人口素质的低下，印度没有能力转移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相关的上亿城市劳动力。届时，印度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崩溃会带来大量失业，进而引爆“人口炸弹”。到时候印度政府根本收拾不过来国内的烂摊子，更不用说与中国进行大国争锋了。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孙子兵法·谋攻篇》

      参考资料：

      【1】腾讯财经：http://xw.qq.com/finance/20170602062709/FIN2017060206270900

      【2】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

     【3】人民网：http://news.sina.com.cn/w/2004-05-14/04302524971s.shtml?from=wap

     【4】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1102/c1002-288266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