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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晋:“务虚”之用 ——从毛泽东批注李世民的工作方法说起
点击:  作者:陈晋    来源:党的文献  发布时间:2017-05-22 09:32:22

 

           唐朝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礼部侍郎李百药在朝廷讨论封建诸侯的时候,写了篇《封建论》呈给唐太宗李世民。这篇文章关于封建诸侯的观点似乎已被人遗忘,但其中说的李世民执政治世之道却被毛泽东注意到了。李百药说:李世民平定四方,用怀柔政策,不急功近利,劳民损兵;不贪图游乐,每早视朝,用心听取各种建议,出言周密;罢朝后和大臣们推心置腹讨论是非;晚上同人高谈经典文事。毛泽东在《旧唐书·李百药传》所记这段话旁批注:“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李百药概括的李世民这四个特点,是说他的决策风格和他每天的几大主要工作安排。毛泽东以“工作方法”称之,自是政治家读史的旨趣所在。在李世民的这四种“工作方法”中,后两种显然属于“务虚”之举,似乎格外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从这里也反映出他在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上的考虑和特点。

  关于李世民的后两种工作方法,李百药的原文是:“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显然,此两举都不是直接处理具体的或紧要的政务,多半属于务虚性质的讨论和闲谈,时间均在上午罢朝之后和傍晚夕阳西斜之后。讨论事情的是非曲直而“备尽肝膈”,足见相互畅谈的坦诚气氛;和文人们高谈典籍诗文,中间还插说些抽象的“玄言”,就更是自由自在的务虚之举了。

  为了能够经常进行这种务虚,李世民还从体制上做了设计。在任天策上将军时,他便在天策府开设文学馆,广招天下学士18人入馆,号称“十八学士”。这些人都是些博览古今、明达政事、善于文辞的大知识分子。根据他们的特长,大致可分三类。一是以诗文写作著称于世者,如虞世南、褚亮等;一是以经史学问名重当时者,如孔颖达、陆德明等;一是知识渊博且善于治道的人,如房玄龄、杜如晦等。有个成语叫“房谋杜断”,即指此二人。一个多谋,一个善断。李世民让这些学士,每天“值宿于阁下,每军国务静,参谒归休,即便引见,讨论坟籍,商略前载。预入馆者,时所倾慕”。可见依侍之重,为士子向往。人们都知道李世民曾让人画24位功臣之像悬挂于凌烟阁内供人瞻仰,殊不知他也曾让人为十八学士画像,辑成《十八学士写真图》,“藏之书府”。画像的时候,文学馆学士薛收已经去世,李世民还泣叹着说:“恨不早图其像。”李世民即位当年,曾搜集20多万卷书置于弘文殿,并在弘文殿旁设置弘文馆,精选才学渊博之人充任弘文馆学士,仍然是让他们分班值夜,“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李百药说他们的讨论达到“乙夜忘疲,中宵不寐”的程度,可见李世民对务虚何其看重,兴味是何等浓厚。

  要务虚且善于务虚,前提是深知务虚之用,自身还得有丰富深厚的素养。李世民自“贞观以来,手不释卷”,这使他的学识更为丰厚。也正因为如此,他同文学馆和弘文馆的学士以及大臣们,才有很多的话题去“务”,并且能“务”出不少“为政之道”的东西来。

  在政治和哲学思想方面,李世民著有《帝范》之书,和文臣们的对话被人辑为《贞观政要》,都是成体系的论政要籍。后者成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储君们必读课目,连日本皇室也将其列为从政必览之作。李世民除以儒学治世外,还很推崇老子和道家,高度评价崇尚黄老之学的汉文帝。同时,他也支持高僧玄奘翻译从印度带回的佛经,并亲自为慈恩寺书写了碑文。

  作为“马上打天下”的君主,李世民武略之高自不待言。有一本传世的《唐李问对》,便是他同大将军李靖讨论兵法的理论著作,被宋人列为《武经七书》之一。毛泽东对李世民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在军事理论上的建树,也推崇有加。他在冯梦龙的《智囊》里读到李世民“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诸语时,随即批注:“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李世民论史用史,在历代君主中最为有名。他经常和文学馆学士虞世南一起读历史典籍,和文臣们讨论“前言往行”,实际上都是在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他的许多政治思想,多从读史、论史中引出。他还在中书省内设置秘书内省,组织人力专门编写南朝梁、陈,北朝齐、周和隋五个朝代的史书以及《晋书》和《南史》、《北史》,并下诏让魏征、长孙无忌、房玄龄、岑文本、令狐德棻、姚思廉、李百药、李延寿等一干重臣负责修撰。李世民自己还执笔为《晋书》撰写了晋宣帝司马懿、晋武帝司马炎的纪论,和文学家陆机、书法家王羲之的传论。

在文学艺术方面,李世民喜欢写诗,常与文臣唱和。咏兰花,他以“会须君子折,佩里作芬芳”,喻芳兰之香与君子之德相配才算谐和。赠大臣,他以“疾风知草劲,板荡识诚臣”,表达对诚臣的渴求和称赞。这些,也算是他的名句。一次,李世民偶然从太子那里读到李百药规讽太子的一篇辞赋,立刻让人传话给李,说写得好,以后要继续这样做。他喜欢书法,尤好王羲之,传说去世时还嘱以王羲之的《兰亭序》陪葬。在音乐舞蹈方面,也颇有兴趣,曾根据早年打仗时军中传奏的乐曲《秦王破阵乐》,让魏征填词;又亲自画出《破阵舞图》,让音乐家吕才按图教128个人执戈戟而舞,史书中称其舞和音乐是“发扬蹈厉,声韵慷慨”。

  李世民的“务虚”,和在他治下出现的“贞观之治”有什么关系呢?大致可理出三个方面。

  第一,李世民和文臣们的务虚,最终目的是“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讨论以求其是,博学以成其道,务虚以为其用,遂使贞观年间的政风民风,良可足观。李世民是封建社会中少有的自觉探讨、总结执政规律和领导艺术,并能够运用其务虚所得的大政治家。这也是贞观年间特别是贞观前中期的政策失误相对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通过务虚总结的一些经验,对后来的当政者,不乏其借鉴和启示意义。其中,“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愿为良臣,勿为忠臣”;“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上畏苍天监视,下畏群臣仰望”;“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安不忘危,理不忘乱”;“崇虚名而受实祸”;“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草创难,守成更难”;“以人为镜,以史为镜”等等,千百年来,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政治格言。

  第二,通过励精图治所成就的“贞观之治”,一个重要特点是拥有遍及域外远国的广泛政治文化影响。李世民很注重汉文帝的经验,强调“去奢守俭”,“积德累业”以固国本。在即位之初,有人建议他“耀兵振武,慑服四夷”时,他却采纳魏征主张,“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还宣布自己要对所有的少数民族“爱之如一”。循此政策,大大促进了同周边部族的融合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如前所述,唐初在文化建设上更是成就多多,当时便有“文过古”的说法。后人所称的盛唐气象,便始于斯时。李世民本人被域外远国称为“天可汗”,用今天的话来说算是国际领袖,而唐所辖之域在当时被称为“中土大唐”,后人也曾写诗说,“一半胡风似汉家”。凡此等等,均见其政治文化影响之广泛。

第三,李世民经常和文臣们讨论学问时事,在其干部集团中形成一种善于思考天下大事,勇于进谏规讽的浓厚风气,并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这是形成“贞观之治”的重要基础。同李世民一道务虚的学士们,大都成为深谙政治的政治家。他曾对房玄龄说:“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令处之。”而房玄龄则主修过《晋书》,还是晓畅军机、长期执掌兵权的宰辅。这些人才追随李世民,为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和文化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乃至武则天和唐玄宗两朝,都曾仿效李世民重建过“十八学士”这样的干部团队。对于唐初的人才辈出、济济多士,毛泽东也甚为称赏。他读《旧唐书》和《新唐书》,常常写下列传所记文臣武将的名字。例如,在《旧唐书》卷六十三至六十四的封面上写了封德彝、萧瑀等10人,在《新唐书》卷九十四至九十八的封面上又写了侯君集、马周等20人,在《新唐书》卷八十八至九十三的封面上写了李靖、李勣等28人。每次书写这些名臣的名字,大概是为了增加对这个盛极一时的干部集团的记忆。有时候,毛泽东还特意在这些人名后面注明其才学特征,诸如:“姚思廉(历史家)”,“令狐德棻(历史家)”,“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钟绍京,书法家”,“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等等。

  “务虚”作为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的一种,毛泽东始终是着力提倡并善于运用的。诸如,他经常要求领导干部读哲学、读历史、读文学,读了好的篇章,就推荐给其他人,共同欣赏,甚至经常开列一些书目,供领导干部学习。同一些领导干部聊天,也常常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即使在一些重要的中央会议上,也往往作古今中外的漫谈。1958年1月,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说到:“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这年11月,毛泽东又专门给县级以上的各级党委写信,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信中还希望领导干部“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因此,“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所谓“冷一下”,就是务虚。这年3月26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对务虚的问题作了专门阐述。他说:

  “过去也不是一点虚没有务,也谈了一些,可以有那么一点时间不谈具体问题,专谈一般的思想性质和理论性质的问题。”“先实后虚或先虚后实都可以,可以专门开一次实的会,也可以专门开一次虚的会。也可以同时并举。不过现在就希望多一点虚更好,因为过去太实了。我看我们这些人,比较太实了一点。要逐步引导我们各级党委的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这样一些问题。”“中央一级、省一级包括地一级的第一书记恐怕解放一点,还要加一点,及其他同志。中央只解放我一个人,恐怕是不够,恐怕还要有几个同志,把他们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一部分,这样有可能做些研究工作,注意比较大的问题。如何解放法,大家去研究,总而言之,是少管一点事情,少管一点就能够多管一点。”

  “少管一点就能够多管一点”这句话,深刻道出了务虚与务实的辩证关系。领导干部处理事情,光靠一个人关在屋子里面想不行,有时仅仅就事论事也不行。除了走出去调查研究,除了阅读各种各样的简报信息,还必须经常同人交谈,以相互启发,获得新的思想资源,有时还可以海阔天空,这有益于拓展思路,或者把一些未必成熟的想法交给他人去琢磨,以求丰富和完善等等。特别是一些比较高级的领导岗位,主要任务是出思路、谋战略,务一些虚更不是可有可无之事。务虚,看起来似乎没有实打实地去解决某个具体问题,但却能够为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提供不可或缺的思想方法和智慧经验。务虚,看起来没有和具体实践扣得很紧,但可以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素养和政策水平以及总结实践的能力。所以,务虚这件事,说起来好像有些超然,但却很管用。涉及的事务越是方方面面,碰到的问题越是复杂难办,越是需要触类旁通的宏观思维去统筹考虑和解决,这时候,务虚所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关键。

  曾经在中央工作多年的李德生,在回忆录里记述的毛泽东第一次同他谈话的情景以及他的体会,可作务虚之用的一个生动范例。李德生说:“我等着他对我到中央工作后提出具体要求。然而,毛主席思路纵横驰骋,完全不像我想象的常规的工作方法。他谈起了党的历史,又问我平常爱读什么书。我看到毛主席房间里那么多书,顿感惭愧……谈到学历史,他又提出,《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过去我听传达说,毛主席集中讲一个问题时,爱引用‘不唱天,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毛主席对我是不谈工作任务,不谈工作要求,只谈一个学习问题。我感到对我这个从军长岗位上刚到中央工作的人来说,真是特别重要。”“我领悟到,在中央工作不能只想到如何工作,如何克服困难,而应该努力学习,这样才能使自己视野广阔,思路清晰,不至为狭隘的经验主义、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所束缚。后来我从实践中体会到这恰恰是在中央工作最重要的条件。”“我体会,把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去指导实践,运用之妙,是门艺术,是领导干部必须努力把握好的一门艺术。”

务虚和务实,本是对立面的统一体。一般说来,人们比较警惕只会务虚不能务实的毛病,对只务实不务虚的工作方法,却不大容易看出它的弊端。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把一个又一个的事务比作大海,那么,要赴海而不被淹死,就得抬出头来呼吸;要找到最佳的划游路线,也得抬出头来观察。这呼吸,这观察,就是“务虚”。概括起来说,务虚,就是在前人的经验和知识中,在别人的思考和言行中,在相互的讨论乃至争论中,找出可遵循的规律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智慧与方法。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07年第4期,作者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向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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