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周总理为何能做那么多事情？毛主席的无为之道是史上最高水准

点击：作者：李克勤来源：济学微信号发布时间:2024-03-30 12:14:46

李克勤（jixuie）题记：毛主席逝世后，谈起中国革命史，尤其是谈起晚年周总理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做的那些事情，论起贡献来，有人总是有意遮蔽毛主席，而只提周总理，仿佛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照样可以做出很大贡献。如果周总理在世的话，那是会非常气愤的。为什么？因为只要看一看，在周总理的革命生涯里，有无毛主席的领导，那完全是两种状态。毛主席的无为之道，可以从周总理的工作，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背后，领悟出来。除非是别用心，否则这一下子就能领悟得到的。

遵义会议后，抗战初期在王明主持长江局搞独立王国时，周恩来曾经跟着王明一起犯过错误，后来改正过来。

从此以后，周总理跟着毛主席的路线走，就逐渐多了一个独特的坚定性——薄一波曾经回忆过周总理的一个说法，意思是跟着毛主席要坚定不移，即使有时候还没有完全理解毛主席的想法，也要跟着毛主席的做法行事，否则就会犯错误——这恰恰是周总理自己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性结论。

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的历史需要梳理

为什么要把遵义会议一起提出来说呢？因为很多人以为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就成了全党事实上的领袖，就万事大吉了。其实遵义会议，主要是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带有政治路线问题，而党内政治路线斗争远远没有完成。

1937年11月29日王明携“圣旨”从苏联回到延安，嫣然一幅共产国际“钦差大臣”派头，一下飞机就指手画脚，搞得那些海归派里很多人一下子又回到遵义会议前那个状态了，周恩来多多少少也有点这个味道。

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同国民党谈判，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会后，王明、周恩来等到武汉，12月在武汉成立长江局，王明任书记，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为委员。博古负责组织工作，周恩来负责统战和军事工作，董必武负责民运工作，叶剑英负责军事工作，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李克农任秘书长。

王明到武汉后，开始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对国民党作了许多无原则的让步。实际上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由过去的“左”而转为右。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撤出。

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全会由张闻天致开幕词，由王稼祥作《国际指示报告》，中央和地方的负责同志分别作了报告或发言。

全会上，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也是全会的中心议题。毛主席在报告中强调：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胜敌，并须是长期的坚持，这是确定了的方针。但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在党派问题上说来，就是容许联合统一，同时又容许其独立共存。”

他认为：一方面，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不这样做，就不算坚持统一战线，就要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另一方面，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思想上也好，政治上也好，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或自由权，也同样将破坏团结对敌，破坏统一战线。

针对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也针对王明在长江局期间与党中央闹独立性的问题，毛主席在报告中特地讲到关于党的纪律问题，并指出：“有几个基本原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这些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实施，谁破坏了它们，谁就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谁就给了党的统一团结与党的革命斗争以极大损害。为此原故，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该根据上述基本原则，给全党尤其是新党员以必要的纪律教育。”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四个服从”。

为了使全党切实担当起自己的历史重任，毛主席在报告中特地讲到了学习的重要，提出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民族的历史及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强调：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毛主席的这个说法，一直到现在经常被人们经常、反复提及，可见意义非同一般。

11月5日和6日，毛主席为全会作结论报告，认为必须处理好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

毛主席还第一次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提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它“是不对的”。他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

也就是说，抗战的统一战线，实际上一直是一个奋斗的目标，在组织上一直就没有完全成立。那些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人，如王明，就是政治上的幼稚，或者具有投机性。

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说法做法，进一步让包括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切身感受到毛主席的想法是代表真理的，这样一条由毛主席主导的政治路线就正式在党内进入成熟状态了——由遵义会议开始的道器变通之变，才能算在政治上推而行之谓之通——道器变通了。

按照正式说法是这样的：

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巩固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并使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军事上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成为全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实现自己的大发展。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迫使蒋介石集团不得不留存在抗日阵营内而不敢公然破裂统一战线，通过以斗争求团结实现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目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党领导的其他抗日武装，在广大的敌后农村开展如火如荼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获得了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创立、巩固和发展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了与正面战场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敌后战场。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真正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这个过程是经过艰难斗争的，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再次得到验证——那是完全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

从那以后，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更加信任毛主席。

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有其历史必然性。如果说遵义会议，王稼祥、张闻天两位海归派的觉悟，发挥了特殊作用，那么六届六中全会完成毛主席为代表的政治路线上的道器变通之变，另一位海归派发挥了特殊作用，他没有参加遵义会议，当时在红二军团。这位同志就是任弼时。

任弼时同志的觉悟：

对毛主席的想法悟得深，想得透

195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任弼时同志，在抗美援朝爆发后两天不幸逝世，这对我党的重大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毛主席极为悲痛。弼时同志是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的党性强，思想境界高，堪称楷模。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有着特殊含义。

1、他是海归派里较早觉悟毛主席之道的领导人；

2、他在处理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3、在协助毛主席领导全党尤其是组织工作方面贡献非同一般。

1、任弼时是海归派里较早觉悟毛主席之道的领导人

任弼时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今属汨罗市）塾塘乡唐家桥，1920年暑假，经毛泽东介绍，从长郡中学毕业的任弼时赴俄勤工俭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1921--1924年在苏联学习，因此他属于王明那一批留苏的“海归派”，因此在1931年1月由共产国际米夫及王明主导的，在上海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此前弼时同志从苏联回国以后，曾经领导团中央工作，先后担任组织部长、总书记。1926年他离开上海去苏联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从苏联回国来到武汉。这时毛泽东正在武汉主持农讲所工作，他们一起做了许多交流，一同参加了八七会议。

1931年3月任弼时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江西苏区，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12月任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及党校校长。开始的时候，任弼时对毛主席在中央苏区的搞法也不理解，也批判过，后来博古来了之后，从实践中弼时同志逐渐觉悟了。因而他也受到排挤。

博古他们1933年将任弼时调离中央，临行前他来和毛主席告别

2、任弼时在处理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933年任弼时担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湘赣军区政治委员。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8月奉命率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突围西征，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任中共中央随军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就在这一年10月底，他率领红六军团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汇合之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共同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11月底出任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1935年11月与贺龙等一起，率领红二、红六军团突围长征。

1936年7月在四川甘孜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接着，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以红二、红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任政治委员。作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领导人，弼时同志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力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长征途中，二四方面会合时，由于通讯不便，任弼时贺龙还不知道张国焘分裂党的行径。不过弼时同志凭着共产党员的党性，凭着一个正直正派人的直觉，发现张国焘有些不对劲。他首先到正在红四方面军并且当时受张国焘排挤的朱德总司令那里，深夜长谈，较详细地了解了张国焘的罪恶行径，并坚决表示说：“我不同意张国焘那一套!”

一天，张国焘派人送来一批内有攻击党中央及红一方面军北上是“逃跑”的文件，其中还指名道姓地诽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内容。对此，弼时同志明确表态：不准进行反中央的宣传，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文件材料保留一份，其余的全部烧掉。他气愤地说：“张国焘，你要反党中央，反毛泽东，你算个什么党员，算什么老党员！”

在红二、四方面军的干部会上，当张国焘公开诋毁毛泽东同志时，任弼时义正词严警告说：

“我们二方面军的同志，很多是从井冈山来的。对毛主席是有感情的，你如果强迫他们反对毛主席，他们就要翻脸，他们是不认识你的！”

从这里就可以明显看出，任弼时同志的精神境界、思想觉悟、理论水平有多高。

进而在谈论我们的弼时同志在做人上，是襟怀坦白的，这是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道器变通之基。

任弼时和朱德一道一方面严厉地批评张国焘的错误，同时又严肃而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任弼时找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谈心，宣传团结统一和北上抗日的重要意义，广大指战员逐渐觉悟，张国焘孤立了。最后，张国焘只得表示北上。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中国革命揭开了历史性崭新的一页，同月任弼时任中国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改变成八路军。1937年秋，任弼时随八路军总部东进抗日前线，在政治方面负总责。1938年2月27日，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从前线回来，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确定任弼时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这是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王明1937年11月14日从苏联经迪化回到延安回来后，以“国际路线”代表自居，对党中央的工作横加指责，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战争方针。任弼时在中共核心工作，是党制定抗日方针的参与者。他又在苏联学习过，懂俄语，是赴共产国际的最佳人选。毛主席和政治局提议，请任弼时去共产国际汇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