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在读了南宋、以及明清史书后感慨不已，并发出以下灵魂拷问：

“崖山之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

表面上看，好像“有点”道理。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之际，为何疑古派一度十分盛行，伪史甚嚣尘上？

首先要提的一个人便是清末民初的史学大家柯劭忞。

柯劭忞（1848-1933），字仲勉，山东省胶州人，清末民国官吏、学者。光绪十二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侍讲、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清史馆代馆长、总纂。

柯劭忞可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伴读，是满清帝师。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柯劭忞隐居深山甘做满清遗老（以前清遗老自居）。1914年，任清史馆代馆长、总纂，1927年后来负责《清史稿》总成，并撰写了天文、时宪、灾异三志和部分传稿、总纂纪稿。

后来，柯劭忞以一己之力，耗费二十载编纂了一本《新元史》。

且来看看柯劭忞集20年之功大成的“呕心沥血之作”——《新元史》。

书中记载了一个人物，名叫阿八哈，是旭烈兀之长子：

“阿八哈，旭烈兀长子。生于太宗七年。”

1234年2月，阿八哈出生，是为伊尔汗国建立者旭烈兀之长子。

据说，抚养阿八哈长大成人的是继母脱古思可敦，旭烈兀最心爱的妻子，她是一个虔诚的——景教徒。

然而，大秦景教碑已经被证实为假货（详见：一箭穿心，历史真相呼啸而来，伪史迷惑人心的幻术逐一破灭，助纣为虐者也露出了本来面目），景教在历史上也并不存在，只是伪史，这阿八哈的继母还能是虔诚的景教徒？

看来，这书有点问题，目的不那么单纯。

继续看这段：

“二子：长阿鲁浑，次盖喀图。阿八哈妃八人，一为东罗马王密哈哀儿巴里洛克之女。初，旭烈兀与东罗马通好，结为婚姻。罗马俗，一夫惟一妇。蒙古妃嫔多，东罗马王难之，重违其请，乃以私生女玛里亚字之。送至中途，旭烈兀已卒，阿八哈遂娶之，以是厚抚天主教人，与教王及法兰西诸国通使命。”

诡异的东罗马出现了。

不仅如此，旭烈兀还与东罗马通好联姻，把私生女玛里亚许配给了旭烈兀。但是，人还没送到，刚至中途，旭烈兀就去世了，于是，旭烈兀的所谓长子阿八哈便娶了东罗马（也就是传说中的拜占庭帝国）皇帝米海尔八世的私生女玛里亚为妻。

根据西史叙事，玛里亚全名为玛丽亚·佩利奥洛吉娜。

可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旭烈兀的长子真的是阿八哈吗？

度娘说，是的。

那么，度娘的信息来源于何处呢？

巧的是，度娘的信息恰恰来源于《新元史》和西人之书。

《新元史》·列传第一百五十三 外国八，还频繁地出现埃及字眼，甚至提到了所谓的阿八哈传。

埃及字样在《新元史》书中不断出现

这是打算通过蒙古西征，与埃及交战、通婚，来坐实古埃及的伟大历史吗？

哈里发与蒙古希古帖木儿都发生联系了，不得不说，算盘打得挺好。

你以为只有古埃及？

不不不，还有罗马，罗马帝国。

套路就是，先以西征的蒙古人来证明古埃及的存在，再以蒙古人、古埃及人一同与所谓的罗马发生关系，比如双方发生交战、又或买卖、联姻等等，以此来证明罗马的历史存在。

罗马是古拂林国吗？

当然不是。

关于拂林国非罗马，笔者此前数篇文章已经给出详细考证和直接证据，详见：

灭失600年，郑和舰队资料终于重见天日，甚嚣尘上的伪史弥天大谎是时候该被彻底终结了

作为史学大家，柯劭忞对华夏古代典籍记述的拂林国应该本不陌生，可是，他却偏偏采信了西人伪书中的内容，而置中国典籍的诸多记载于不顾，实在有些令人“琢磨不透”。

只是，这样的行为直接导致后来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流毒散播至今，民间百姓一时难辨真伪。甚至，还影响了历史教科书。

在利用蒙古西征证明了古埃及和古罗马后，又怎么少得了古希腊呢？

于是，柯劭忞这位满清遗老又在《新元史》中写道：

不仅如此，就连天主教的历史，在此书中也被大大提前了。反正，蒙古人来的时候，天主教已经传播四方了，其历史肯定比11世纪更加悠久，不是吗？

如若有人对该史书中的史料来源感兴趣，想知道这些“历史叙事”究竟从何而来，作为满清帝师、溥仪伴读的柯劭忞才不会告诉你呢，人家引述西人的资料根本就没有注明出处。

在《新元史》中检索“多桑蒙古史”，查不到任何信息。

查多桑也没用，书中并无相关信息。

《新元史》既无发凡起例的说明，也未注明参考了哪些书籍。一般而言，旧史大家撰史对材料选用均有所交代，在柯劭忞所处的年代，注明史料出处是惯例，柯氏却为什么不注明所引用的史料出处呢？是怕被发现什么吗？

经过进一步查阅资料得知，根据后世学者的许多考证得知，原来，柯劭忞在编写《新元史》时，是吸收了西方编写的所谓元史书籍，其中包括法国人多桑所著的《多桑蒙古史》、波斯人拉施特的《蒙古全史》，伊儿汗国的《黄金史》等等。

此外，柯劭忞广泛收集元代史料时，还利用了《元朝秘史》和《元史译文证补》，从《永乐大典》和相关的史籍、秘史中广征博采，最后终于在1922年完成了257卷150多万字的《新元史》。

《多桑蒙古史》是19世纪初瑞典东方学家、外交官多桑（Abraham Constantine Mouradgea d'Ohsson，1779-1851）所写的一部蒙古史，所叙时间为十二世纪初至十四世纪八十年代。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共3卷，从蒙古族起源到忽必烈时代。下册共4卷。书后附录4项：波斯诸蒙古汗世系表、察合台系诸汗世系表、钦察诸汗世系表、世系表中人名对照表。

1799年，多桑子承父业、步入仕途后，历任驻西、普、法、荷、德等国的外交公使，1850年被召回国。在此期间，他以法语著成《自成吉思汗至帖木儿之蒙古历史（Histoire des Mongols depuis Tchinguis-Khan jusqu'à Timour）》（1834-1835年初版，1852再版），后来，又出版了一本《高加索人阿布·卡西姆的旅途（Des Peuple you Caucase ou Voyage d'Abou-l-Cassim）》（1828）。

前者经过民国史家冯承钧翻译，在国内以《多桑蒙古史》闻名于世。

中华书局本陆峻巅译序 （1958年）

有趣的是，这本《多桑蒙古史》被发现存在大量谬误。

冯承钧在翻译时便指陈其弊，该书中的人名地名、某些事件方面出现了诸多疏漏：

人名之误：

如塔马察之子，据《序纪》为豁里察八篾儿干，《宗室世系表》则为豁里察八篾儿台。“干”、“台”音异，必有一误。

又如大理酋长，《宪宗纪》为段智兴，《世祖纪》则作段兴智。

地名之误：

太祖与王罕合攻篾八乞，《太祖纪》指为那莫察山，《脱黑脱阿传》则称在孟察。

纪年之误：

如速不台征伐篾儿乞，据《太祖纪》事在太祖十二年；《据脱黑脱阿传》事在太祖十一年。

纪事有误，如太祖与王罕之联姻一事，据《太祖纪》，太祖不愿嫁女于王罕，王罕不愿嫁女于太祖，而据《客烈亦王罕传》，不愿与王罕约婚者为桑昆。

又如扎木合之死，《太祖纪》称扎为伏诛而亡。

……

巴托尔德语曾明言：多桑利用的资料校订不多，且仅参考一份抄本，因此错漏也不少。冯承钧等诸多学者在翻译时发现了此书存在大量问题，因此绝不可贸然将其当作参考资料。

史料来源就存在诸多问题，那这《新元史》采信的西史岂不是大大的有问题？

再看柯劭忞书中究竟有没有注明史料出处。

通过检索发现，无论是输入“多桑”，还是“多桑蒙古史”关键词，都查不到相关信息。

波斯人拉施特的《蒙古全史》，书中检索不到相关史料注引的字样。

西人所著伊儿汗国的《黄金史》，书中也检索不到相关史料注引的字样。

这仅仅是一个巧合吗？

回头再以审视的目光来看《新元史》这本书，其缺漏其实甚多：

1、同一件事，在前后不同之处，重复提及，这种情况还不少。

例如，至元三年八月世祖赐高丽国王诏书，《世祖本纪》有载，又在《高丽传》和《日本传》分别提及。

世祖赐高丽王诏书内容多次重复，文字几乎一模一样。

至元十年二月，世祖赐缅王诏书，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世祖本纪》的记载，与《缅传》中记载文字相同。

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主要的。

2、翻译之时，译音缺乏统一的规范，一字数译，比较随意。

译音无定的情况在书中非常严重，一会儿称黑达达、白达达、野达达，一会儿又改称黑塔塔、白塔塔、野塔塔。

《序纪》：“蒙古衣尚灰暗，故称黑达达。其本非蒙古而归于蒙古者，为白达达，野达达，详《氏族表》。”

《氏族表》：“蒙古氏族，······皆为黑塔塔儿。非蒙古人而归于蒙古者，·皆为白塔塔儿，浓一皆为野塔塔儿。”

前面明明写的是“客你敦”，后面又改称“客弥敦”；

一会儿是“脱黑脱阿”，一会儿又改成了“托黑脱阿”；

一会儿是“垂河”，一会儿又作“吹河”；

一会儿写“忒尔马塞楞”，一会儿又作“答里麻失里”、“答儿麻失里”，“答失麻失里”。

还有把“谟阿图堪”，又写成“莫图根”的，令后人连猜带蒙。一个是四个字，一个是三个字，这四个字的，与三个字的，究竟是不是同一人？

《太祖纪》：“十六年···九月，帝亲攻八米俺城，皇孙谟阿图堪中流矢卒。”

《察合台传》：“十六年，·····太祖复进攻八米俺，察合台长子莫图根中流矢卒。”

除了人名、地名外，纪年、纪事、世系方面也存在许多谬误，甚至还存在取舍删改不当的问题。

由于时间仓促，宋濂等人所著《元史》未列艺文志，后来，钱大昕专门补写了《元史艺文志》四卷，魏源在撰写《元史新编》时单列采录，柯劭忞的《新元史》明明参考了魏源的《元史新编》，却删去了艺文志一项，令人颇为费解。

此外，柯劭忞还很诡异地修改了一些文字，例如：

宋濂《元史》之《赡思传》中，叙其先世云：“····其先大食国人”，柯劭忞在编撰《新元史》时，却把“大食国”删除，修改为“其先西域人”。

西域是广泛的地理概念，其范围并不确定，可以在中东，也可以在欧洲，而大食国是一个确定的范围名称，他为什么要这么改呢？

既然元史中已经明确注明赡思先世为大食国人，柯劭忞无凭无据，又无详细论证，为什么要修改别人的祖先来源呢？

而且，《新元史》使用的另外一些史料，也存在一些问题。

其使用的《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原文的流传元代“脱卜赤颜”早已不存。并且，《元朝秘史》不是史书，而是类似历史演义性质的文献，与蒙古的金册国史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元史译文证补》30卷，为近代洪钧（1839-1893）所撰。洪氏曾出驻欧数国公使，得波斯人拉施特、法人多桑、英人霍握儿特等之元蒙史著作，博搜约取，首开以西方史料证元蒙史之途径……

明白了《新元史》史料来源和诞生经过，可以来查查旭烈兀的长子阿八哈的真实情况了。

查阅《元史》，根本就没有“阿八哈”这个人。不仅没有“阿八哈”，所谓的将其养大的继母“脱古思可敦”，也根本不存在。

有意思的是，元代从未出现过“阿八哈”，却在清代通过《新元史》突然出生了。

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继母“脱古思可敦”在《新元史》也查不到任何信息。可是，她在现行的西史中却存在。

度娘说，她在我这里也是存在的。

注意，在柯劭忞的以下生平简述中，对其参考西方伪书资料一事只字未提。

正常情况下，编书时参考国内的诸多资料也都有所提及，例如邵元平的《元史类编》、魏源的《元史新编》、洪均的《元史译文证补》等等，可为什么到了参考、引用何种国外资料时，却只字不提呢？

为什么？？？

当《新元史》问世后，柯劭忞很快就被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授于文学博士学衔。

1921年，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下令把柯劭忞的《新元史》列入正史，1922年刊行于世。

如是这般，官修“二十四史”就变成了“二十五史”，若再加上柯劭忞总成的《清史稿》则称为“二十六史”。

通读历史，不难发现诸多看似独立的历史事件中，有条脉络隐隐浮现：

西方伪史通过一个忠心耿耿的满清遗老的力作，试图将其编造的故事，转变为中国的国家正史，并永久流传。

钱玄同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恰好把日本疑古派的作派学了去，回国后与顾颉刚、胡适、刘半农等人，一起将之发扬光大，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时至今日，百年过去了，影响仍然存在。

钱玄同原名钱夏，号称“疑古玄同”，最先鼓动废除汉字，真是一言难尽。

“大禹是条虫”，则是顾颉刚疑古的登峰造极之作。

顾颉刚引《说文解字》之言“禹，虫也，从禸（蹂），象形”，以及“禸（蹂），兽足蹂地也”，解释说：

“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

大禹都成了“虫”了，敢问，虫子怎么治水？？？

耐人寻味的是，顾颉刚的私塾弟子黄现璠曾言：

“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

结合上述分析来看，日本学者为什么会对顾颉刚推崇备至？到底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还是“挖祖宗根基”的立场？

我们为什么文化不自信？为什么在这方面屡屡吃亏？

祸根就是这帮胳膊肘往外拐的学者里应外合搞出来的。

来源：昆羽继圣微信号